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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精神家园
2007-11-29 来源:书业中国 作者:韩望喜 浏览: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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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文化 建设精神家园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历史与现实的宏大视野。一切哲学思考都凝聚着历史的、民族的记忆。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蕴涵着博大的人文精神。文化是人的心灵归依,是人的精神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和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对中华文化进行继承、发展和创新,对于建设我们的精神家园,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一、立己立人:忠恕
中华文化传统的精髓在于对和谐的追求。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和谐是其最高价值标准。儒家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讲修身持家,还是治国安邦,都是从仁爱与和谐的起点生发。

个体是如何自存的?人我的关系如何?在血缘关系与非血缘关系中怎样自处?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如何?个体身心如何协调?如何由仁爱的情感达至和谐的目标?为何要建立一个充满人性、人情的社会?怎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社会?儒家在这所有的问题中都是以伦理的方式解决的,显示出独特的精神气质,这种温柔敦厚的精神气质,对于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处世方式,理解其在世界文化圈的独特地位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哲学重视道德价值。人己关系是道德的核心。谈人己关系,在古典道德体系中,多从人性论生发。儒家“内圣”的伦理特别阐释的是“不忍人之心”。作为本体,它是天地大道;作为人性,又是德性之源。儒家伦理从善良人性出发,特别重视仁爱与人伦关系的和谐。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实现爱人的途径是“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尤其是“恕”,“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几乎是普世伦理的“金言”,让世人和睦相处。


在儒家看来,己如何立?就在一个“心”字。以精神的我、道德的我来立。诚如孔子所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在儒家伦理中,道德是通过良知,通过人们的内在体验而融化在情感之中的,所以他们从人的善良本性出发,强调人的本心、初心、良知、良能的重要作用。从良知之呈现中认识到人的最高需要是道德需要,最大价值是道德价值,不借助外力而自觉、自主地体悟道德境界。


人如何立?人我的关系如何?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立人在一个“推”字。推己及人,以同情的方法,将道德原则普遍化,这就是立人的途径。“推”的意义何其大也!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对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将心比心、以心传心,善用“恻隐之心”,就能正确处理人与人的关系。


二、大道之由:中和


中国哲学历来推崇中和。尚和贵中,是中华文化的突出特征,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儒家圣人之道,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要求个体自身以及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与天地万物的和谐,创造和谐、融洽、友爱的社会氛围。


中和是社会公正。中国传统文化,以“仁爱”、“中和”的道德精神为其底蕴。“仁爱”是其内核,“中和”是其目的。和谐并非否认社会活力。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为这个和谐是以德性为基础的,是以公正为基础的,并非随声附和。子曰,“中庸为德也,其至矣乎!”其精华与奥妙,在凡事要“得其正”。修身要正其心,心意愤懑不得其正,恐惧不得其正,有所好乐不得其正,有所忧患,不得其正。齐家要正其身,子曰:“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治国有君子挈矩之道,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衡量正义的原则,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


中和是天地秩序。秩序是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理想共同体。“礼之用,和为贵”体现了这一点。孔子释仁,一为爱人,一为克己。爱人者为“仁”,克己者为“礼”。仁为和谐,礼为秩序。秩序是从理性延伸出来的,自然秩序,社会秩序,心灵秩序是任何社会不可或缺的,是社会安定和睦的基础。而和谐,是在异中求同,寻求接纳、沟通、融合。这种关系是非常辨证的,追求“和而不同”,因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中和是心灵境界。道不远人。修养德性,才能体道悟道。儒家的伦理精神气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祈望以血缘之爱和普世之爱相结合,建立人性化的社会。正道直行,需中和之心。道,作为本体,在宇宙是天理;在社会是伦理;在人性,则是心灵境界。


三、天地之心:思诚

 


“诚”作为贯通天地人心之最高道德原则,是中华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何谓诚?《大学》中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孟子曰:“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在道德冲突中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对别人、社会负责?是因为儒家以恭敬和爱来“立人”,那么人对人的爱,必然导致人对人的诚和信。儒家典籍《中庸》论“诚”最详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诚,是上天本然之道理,是自然法则。诚之,是用功择善,是人生法则。诚的人本性自然符合中道,毋用思虑而有所得。这就是圣人。求诚的人,择众理而明善,固执坚守,努力寻求,以达到诚的目的。诚既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境,也是普通百姓的生活目标。“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贯穿万物始终,有德行的人将诚奉为至宝。


诚是德之根本。诚信是道德修养的起点,因为道德最大一个特点就是要自律,要意诚。道德的实现,要把人内在的道德意识见之于外在的道德行为,君子慎独,诚内而形外。


儒家看待诚为至真,诚为至善,诚为大美。首先,诚是豁然贯通真实无妄的主体精神,是和宇宙本体合一的真理境界。“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其次,诚是仁爱大德。人须以诚待人,才能公正坦荡地处理人和人的关系;再次,诚是大美。是无言、忘我、与万物同参的天地境界。


四、 天人合一:自强


天人之和谐,使得中华文化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自觉性。中国古代哲学家推崇“天人合一”的境界,讲究“以德配天”。《易经》上写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中国哲学把主体精神提升到和宇宙本体一样的高远境界,强调人的道德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和精神境界的追求。天地自然按一定的规律运动,人也遵照天地规律去认识和改造自身。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五千年来,勤劳勇敢、矢志不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理念深深印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凝成我们的民族精神。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有言,“人异于禽兽者几兮”。人与禽兽的分别,实在精神的层面。将内在的良知、善端扩充、充实,使之变为主体的道德意志,就能以“大丈夫”气概立于天地之间。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曲。”从中国哲学传统上看,儒家伦理精神特别强调主体内在道德意志自律、道德践行上的主体性,把外在要求,通过自省,变为主体自觉自愿的要求。子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出自内心的自然要求,以个体道德为起点,强调个人的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乃至杀身成仁。


五、天下之忧:忠公


精神家园是生命的归依和指向。中华文化培养出来的人有大人格,有使命感、责任感。忠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指归。


忠诚,有着深厚的道德内涵。范仲淹说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微斯人,吾谁与归?”一个“归”字,表达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就是中华文化延绵几千年的一个奥秘。要达到人的高尚精神境界,在个人和国家之间,人的精神必须落实在国家、民族二字上。儒家天下之忧的精神气质对民众社会心理的影响是无庸质疑的。儒家文化立意很高,视野甚广。“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正心、诚意出发,最后要落到“天下”二字。以天下为己任,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充分表现了儒家伦理的全局意识、整体意识和国家民族大义。儒家的整体主义精神气质,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保持民族的团结统一,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传统道德崇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每个人要胸怀天下,公忠为国。从孟子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直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林则徐的“苟利天下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都可以说是把天下的利益作为最大的善,表达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诉求和人生品格。


六、君子人格:知、仁、勇

 


通向精神家园之路,是人文化成之路,是人格成长之路。自古以来,西方崇尚四主德:正义、明智、勇敢和节制,中国推崇三达德:知、仁、勇。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中庸》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精神家园蕴涵在文化之中,而中华文化有浸润在深厚的道德价值体系和道德意识之中。个体要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同,首先必须对民族的文化要认同,对文化所表现的道德价值观认同,要表现出敏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自觉。有深刻人文修养的主体必须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修养、道德人格,认识到、体验到道德不是异己的东西,而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生活与生命的神圣体验,从而在内心深处产生敬畏。


所谓知,是智慧,君子对道德本体的内在体验和外在表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成己成物,仁也知也,合外内之道。所谓仁,即关爱。“仁之发处自是爱”(朱子)。仁者,不忧己而忧天下国家也。中华民族有居仁由义的道德传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董仲舒)以无私的胸怀,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这才是仁人义士。所谓勇,即意志与勇气。在中国文化中,勇永远是和道、和义相配的。没有义的勇,是小人之勇、匹夫之勇。居仁由义,知耻向善,都需要极大的道德勇气。因此君子要养气,养浩然之气,充实于正气,配道与义,就会变作大丈夫,大勇者。中华文化对人的培养是有大视野的,它的出发点是来自一个十分高远的境界的。修身立志笃行三德,磨砺君子人格,每个人才能以其深邃的智慧,博大的胸怀,非凡的勇气,取得身心的平衡,同时与他人、社会和谐,才能在中华文化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七、理想社会:小康与大同    

      
中华文化的最高理念,就是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也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地。


儒家将个人和谐和社会和谐统一在一起,表现了对社会理想的人性渴求。。在个人生活中,儒家以道德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在社会生活中,以道德完善为理想社会,将仁义(社会的合理性)原则放在首位。“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政者,正也。”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归根到底,是期望建立一个人性化的社会,期望体现一个社会对个体的关怀。


以仁者行仁政,将人性善推广到政治领域,就是“仁政”。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仁心带来仁政,这种精神气质是对个体的人性要求,也是对社会理想的人性要求。“小康”是先秦儒家理想中所谓政教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理想。《礼记•礼运》:“……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义,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这说明先秦儒家的理想社会,主要就是道德清明的社会。儒家伦理政治的更高社会形态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的理念,既显示了仁人的高尚道德境界,又显示了理想的社会政治境界,这正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华文化所向往的社会理想境界和美好精神家园。


【网友评论】
歪老婆岭山人:文章写得不错,值得广大网友好好阅读。 2008-4-23 1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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